1958年6月，山西雁北地区。一辆吉普车停在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上，从车上下来几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这些人一边用手指指点点，一边兴奋地交谈。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突然来了几个大干部，让当地村民都觉得很诧异。他们不知道的是，吉普车上的这些人正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

  说起“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它的主要的使命是对远洋舰艇、特别是潜艇实施通信联络。超长波电磁波可以穿透海水，而且能量损耗较少。它受核爆炸和大气干扰小，信号稳定、传播距离远达数万公里，是指挥潜艇和舰船远航的关键设备。

  50年代后期，随着我军舰艇部队的发展，远航任务逐渐增多。于是50年代中期，我们在青岛、宁波和湛江建了三座小型长波台，但由于功率太小，不能够满足海军需要。因此建设一个大功率的超长波电台是海军急需，也是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元帅，提出在我国华南地区，由两国合作建设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苏联愿意承担70%的建设费用，并提供全部技术上的支持，电台建成之后由两国共同使用。

  然而1958年6月12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拒绝了中苏合建长波台的提议。中方提出，长波台可由我国自行建设，请苏联在技术上提供援助。

  如果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电台，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和军舰，就能得到更优秀的指挥。因此苏联关于长波电台的建议，军事意图极为明显。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苏联人还愿意出钱出力，那为什么中方要谢绝苏联的“好意”呢？

  据海军原通信部部长刘巨扬回忆，当时之所以没能达成协议，是因为苏联提出：电台的使用权也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苏方占70%，我方占30%。

  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是原则问题。因此中方对苏方反复重申我们的立场：欢迎苏联在设计、施工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设备费和其他一切费用，均由中国一方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中苏之间关于长波电台的交涉，直到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才告一段落。在和赫鲁晓夫会谈时，双方就建设超长波电台进行了实质性谈判。

  这次谈判，苏联放弃了“共同建设”“共同使用”的主张，修改了他们的协议草案，中方对此表示接受。1958年8月3日，中苏在北京签署了有关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问题的《八三协定》。

  《八三协定》规定：超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苏联在设计和施工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来华专家，以及别的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

  同年11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长波电台的建设真正开始启动。但在建设之初，问题就接踵而至。

  起初苏方技术专业的人建议电台建在东南沿海，因为这样更便于苏军舰艇在太平洋活动时使用。

  但海军却考虑，电台不能离城市太远，也不要太近，同时不要占用大量农田；东南沿海对我们来说是战略前沿，而华北则是战略后方，如果建在东南沿海，距离北京太远，交通不便。将来在管理、使用、指挥上会遇到不少问题。因此电台选址在华北更为妥当。

  当时，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处主任德负责具体的选址工作，他建议首先在河南选址。

  勘察小组和苏联专家在河南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在新乡选中一处。但这里土地肥沃，庄稼绿油油，棉花长势很好。德觉得，如果把这么好的土地占了，农民怎么生活？于是他提出再去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看看。

  随后半年多，他们又爬山涉水、顶风冒雨勘察了20多个地方，终于在山西雁北地区找到一块不长庄稼的盐碱滩，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山西这个地址平坦开阔、不长庄稼，附近只有几十户人家，是个非常理想的台址。

  回到北京之后，勘查小组请地质部长何长工再派专家前往复核。经地质专家勘察，这里地下100米内全是沙土，没石头，地质条件很好，全部符合技术方面的要求。后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第一个超长波电台就定在了这里。

  台址选定之后，还有必要了解超长波电台的技术情况。我国为此又组织了一个8人专家代表团，由德负责，前往莫斯科、高尔基城、列宁格勒、伯力、塞瓦斯托波尔，当地考验查证了苏联的超长波电台、地下指挥所以及防核武器工程。其中在伯力的那部电台，和我们将要在山西建设的一模一样。

  苏联提出派70个专家来中国，协助中方进行建设。中国代表团从真实的情况考虑，认为有些技术问题我们的专家也能解决，最终和苏联达成协议，他们只派7名专家，来华时间依据工程需要而定，可长可短。

  根据协定，中国请苏联专家和使用他们的技术设备都要付钱，因此在苏联考察期间，苏联人也按一本《工艺手册》给中方报了价格，总计30多万元人民币。

  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领专家组来到中国，和我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1960年初施工部队进场。

  中方也组建了超长波台的领导班子：台长唐冰寒、政委常振华、副台长刘巨杨、发信室主任郭永良。

  当时虽然国家已确定进入困难时期，其他工程都被压缩，但长波电台却是个例外，不但没有压缩，还多方调拨资源。

  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了天线铁塔的加工和建设，国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院承担了土建设计，海军承担技术工艺安装调试和地网设计。1960年2月，军委批准了土建设计方案，施工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

  超长波电台的工程技术性强，要求高，难度大。为了加快施工速度，军委甚至把刚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一个师集体转业，组建成了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公司，承担土建施工任务。

  但就在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半个月后，在山西超长波电台工地上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回国。

  这些苏联专家个人，绝大多数都对华很友好，但他们必服从国内命令。临走前有的专家还偷偷把有关技术资料留给了我们。

  撤走专家给超长波电台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技术上的支持顿时陷入绝境。接下来，电台是继续建设还是停工，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时工地上各种建设已经全面铺开、人员都已经就位。部队、汽车团已经全部进场。因为涉及大量技术问题，最终工程是否继续？上级把决定权交到了德手中。

  德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在做通信工作，知道通信联络在作战和部队建设中的重要性，海军需要长波电台。

  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已建成了三个小型长波台，有一定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技术条件。

  德组织建设委员会反复讨论调研，终于下定决心：我们虽然没有搞过那么大功率的电台，但小电台在结构上和大电台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的祖国的电子工业有一定基础，我们有信心完成苏联人没有完成的设计工作。

  当时，虽然苏联撤走了专家，但由于双方签署了贸易合同，中方购买的设备苏联还是按时发了货。不过此时苏联的态度已经有很大变化，因此发货显得漫不经心，常常会出现装箱错误。

  而且很多设备经过长途运输已经损坏，比如一些电子管由于起运时和其他器材混装，没有采取保护的方法，等到了中国已经全部报废。

  有一次，技术人员用超声波对从苏联购入的无缝钢管进行探查时发现，一些钢管里竟然有沙眼和夹层，全是废品。于是德找到外贸部长李强同志反映情况。

  李强听了非常生气，他让德把不合格的钢管锯下一截给他，然后把苏联驻华商务参赞请来，把废品摆在桌上请参赞当面看。后来凡是不合格的产品，苏联都做了退赔。

  虽然有部分设备从苏联采购，但还有相当多的物资要求我们自己解决。为此周总理也亲自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他提出：一机部、三机部、四机部、广播事业局、电子工业部都要全力支持长波电台的建设。

  外贸部长李强对德说：“你们没有高强度漆包线，我叫工厂生产。如果生产不出来，我到西德去买，不用你们海军出钱。”

  1965年10月，历经七年的艰苦奋战，在技术短缺、设备不足、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长波电台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安装。

  1965年11月24日下午，大洋深处的一艘中国潜艇上，长波电台的工程技术人员跟随潜艇来测试，经过不同深度、不同距离的多项测试，通讯信号全部清晰并且稳定。

  1975年、1976年，长波信号伴随我潜艇穿过第一岛链，突破第二岛链，远航大洋。

  1980年，我国进行首次潜艇水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长波电台担负起了海上护航编队的指挥通讯任务。

  1984年，我国科学考察船首次远航南极，长波电台沟通了从北京到南极的联络。

  长波电台，是举全国之力，憋着一口气才啃下来的。前辈们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随后的几十年中，长波台在我国国防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