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文物囊匣制作的幕后故事
文物囊匣,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陌生。它是为文物“量体裁衣”制作的外包装容器,以保证文物的存放、运输安全以及存放环境的稳定洁净。文物囊匣制作,或叫制盒,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手艺。在上博,有人专门负责文物囊匣制作,现有的两位制作人员不仅是师徒,还是父子。7月26日,记者敲开了正忙于制盒的上博文物囊匣制作传承人江瑞南、江伟的门,听他们讲述制盒技艺和盒子背后的故事。
江瑞南、江伟的办公室在上海博物馆里“藏”得很深,房间由一条走廊改造而成,约三十平方米,一半用于堆放材料,一半用于工艺制作和办公。桌上,堆了五六个大小形状不相同的盒子半成品,由无酸纸和蓝棉布包成的外壳已经做好,他们正在做里层的内斗。打开的外盖上覆着真丝,里面是填充的真空棉,摸一摸,手感非常舒适,它们像一层皮肤一样,呵护着娇嫩的文物。
“像这样的盒子一个月有可能可以做20个,平均一天一个。”江瑞南介绍,通常会依据来自库房的“订单”,同时制作一批盒子,时间成本不是根据大小,而是根据存放文物的复杂程度。比如有些文物包含盖子、底座等多个部分,做盒子时,应该要依据不同部分的形状设计内囊,有的还要设计多层,好让它们能够存放在一个盒子里。
上博的第一代制盒人陈槐林是1952年从民间招来的,他将这门老手艺引入博物馆。桌上放着一本薄薄的《古锦囊匣制作技法》,是由他的学生将陈槐林技法记录整理而成的。陈槐林曾悲观地认为,如果我们这些老人退休后,这些手艺没有记录,不知还能否传下去。”幸运的是,这门手艺在上博并没有断代。
陈槐林的徒弟王芝蓝是江瑞南的师傅。江瑞南是1993年开始接触文物制盒。此前,他在上博文物保管部门工作,有十几年整理文物的丰富经验。文物制盒要了解文物特性,包括文物修复中比较脆弱的部分,以保证制作时有的放矢地保护文物。除了文物要看得多,上手多,当时负责制盒的王芝蓝相中江瑞南“接班”,正在于江瑞南的手巧和喜欢动手,“我以前还给保管部的同事做过衣服。”回想起来,从保管文物“转行”到制盒,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江瑞南早就看好儿子江伟“继承父业”。“在家里常常看到父亲制作锦盒,从小也经常帮忙打下手,时间久了,也对制盒产生兴趣,同时觉得,有责任把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2014年,江伟通过严格考试后,郑重进入上博工作。根据管理要求和部门要,江瑞南在2016年退休后继续返聘,发挥余热的同时也带带这位“新手”。
过去,文物制盒用马蹄刀、黄板纸,做一个盒子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上博有100余万件馆藏文物,其中珍贵文物约14余万件,纵然现在可以一天做一个,这么多文物做得过来吗?江瑞南估算,到目前为止,四代人已为大约60%的馆藏珍贵文物制盒。他记得,最忙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应对馆舍搬迁,为了将文物从老馆搬运到新的保管地点,急需一大批文物囊匣。“当时采用了应急做法,根据大概尺寸做批量生产的简易版,博物馆各个岗位人员里动手能力比较强的都调集过来,现教现学,大家做了几个月的盒子。”
别小看做盒子,它对文物保护起的作用可不可以小看。江伟拿出一张聘书,上面写着“文物修复与研究——制盒”。他介绍,之所以把制盒归在“文物修复与研究”,是因为制盒不仅为了运输防震,还为了预防性保护。制盒也是一种文物环境控制,保证文物存放微环境的稳定和洁净。即便是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这层保护外衣也可以让文物受外界温湿度的影响更小。
江伟进入制盒组前在库房里呆了三年,跟着库房里的老师傅们学习怎么样提用和接触文物。“制盒的第一步是量尺寸,量好后‘放’多少出来也很需要经验,做大了浪费,小了不安全。还要根据文物的特质情况和损害程度判断嵌内囊的位置,接触点一定要选取文物最牢固的位置,脆弱的地方要腾空,不能让它受力。所以制盒的人一定要熟悉文物,否则影响做出来的质量和文物安全保障。”
跟着父亲学习了两年,工序流程已经基本掌握,但经验技艺需要慢慢积累。江瑞南还是不太放心让儿子单独制作接触文物的内囊,“易碎文物制盒过程中要非常小心,否则对文物会有更大的损伤,有些青铜器本身已经酥脆,只能根据形状一次性做好,没有‘试穿’的机会”。
如今,江伟已经渐渐独自上手做最简单的文物囊匣,对于这门手艺,他还有非常多想法。“现在不仅是传承,还要创新发展。新的材料逐渐出现,以后还有打样机配合手工制作,能节约大量时间。”无酸纸就是近两年才引入博物馆制盒的新材料,它的特点是不会散发有害化学气体,相比过去的黄板纸成本虽然提高不少,但更加安全。
此前,江伟和父亲在西安看到某公司使用无酸纸制作的囊匣,纯靠机器打印拼装,和传统做法完全不同。他们试做了一批拿给库房用,很快收到反馈——这种拼装方式用起来不方便。于是,父子二人决定采取折中办法,用传统技艺制作新材料。现在上博使用的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囊匣,外面仍包着蓝布,造型维持原样,只有“住”进去的文物才能感受到新变化。
不过,江伟并不满足于“改良”,他想继续革新,通过逐步调整盒子的设计细节,最终舍弃蓝布包装。“一般板材多少都会挥发对文物有害的气体,尽可能全部使用无害新材料,也是为文物安全考虑。”此外,过去文物类型较单一,现在需要应对的文物种类、材料性质慢慢的变多,如何设计不同盒型存放,也是摆在江伟面前要解决的难题。“我会慢慢探索,逐步改进。”
江瑞南的囊匣制作正在准备申报非遗,但盒子最终是为了文物的安全考虑,没什么传统是改不得的。他很支持儿子的创新想法,打算再带儿子一年,至少等到打样机真正应用于制盒工艺。“我们对文物有感情,对技艺传承有责任,要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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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博,有人专门负责文物囊匣制作,现有的两位制作人员不仅是师徒,还是父子。7月26日,记者敲开了正忙于制盒的上博文物囊匣制作传承人江瑞南、江伟的门,听他们讲述制盒技艺和盒子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