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边”防线是明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制度。明朝九边军镇体制受到军事形势、内部斗争以及政治背景变化的影响而呈现一系列的变化。明朝九边军镇体制的主要内容为总兵制，随着总兵权力的扩大，为稳定中央权力，明廷又设置巡抚制以制约边防将领，九边军镇体制呈现地方化、制度化特点。由于北方边防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明王朝的政策也不一样，作者觉得，明朝九边军镇体制对明朝不同时期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九边”一词确切出现的时间，史学家们对之有过研究。归纳各家具体意见，都认为，在嘉靖以前“九边”的说法尚未成型，故而不称之为“九边”,所谓“九边”只是后世史家的混用。关于明“九边”的多以《九边图论》为代表，第一部关于明“九边”的图籍应是由郑晓编撰而成《九边图志》,由于郑晓本人以及后世都很少提及，故不成为“九边说法”重要的一种。

  另一本书是由许论编辑的《九边图论》,鉴于嘉靖时期边防问题的重要性，许论编此书以陈述边防要塞之利弊，因此在嘉靖言及边防时，许论将此书呈上。《九边图论》最初名为《边论》,是嘉靖年间明蒙关系紧张应运而生的产物。《边论》一出，举朝欢悦，在士大夫的极力推崇下，很快便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之后更名为《九边图论》。

  明朝初期虽然将蒙古人赶往漠北，但其军事实力犹在，时刻对中原虎视眈眈。永乐时期，迫于明朝强大的国力及军事打击，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景象。至隆庆前期，“九边”形成，东西各边镇连成一体，明朝北部边防体系完善。明朝的北部边境防御，绝大多数都是将东起辽东山海关、西至肃州嘉峪关的全长12 700多里的长城作为主要防线。

  防线长达万里，如果处处设防，便如《孙子兵法》中所写：“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同时，一处墙溃则处处紧张，且敌警往来驰报，易误战机。因此，明朝沿长城一线全面设防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九镇”,驻守重兵，形成有点有线、以点控线、以点制面、点面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史称“九边”。

  第一，明政治家严从简在其著作《殊域周咨录》中提出以重兵屯戍以及大将经略作为明朝军镇建置的标志，《殊域周咨录》指出：“故宣、搭建大将，屯重兵，号曰镇”。第二，明中期的名臣马文升、邱濬云等人提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行都司和都司的出现。

  总兵军镇体制是九边的主要军镇体制。洪武时期，总兵军镇体制创立，洪武开国，虽然相对于元朝末期，明朝的开国建制之路较为稳定，但明朝北边仍有混乱局面，且军事上部分高级将领有复归元朝的态势。

  邓世龙《国朝典故》第三十九卷《立闲斋录一》也记载：“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宁夏首镇亦永乐初始立。”

  因此，在洪武三年，明廷委派康茂作为太原的总兵、谢得作为太原的副总兵，初步形成了总兵镇守制度创新。永乐时期，边境线内移。这改变了原来的布防格局，使防御地带借助长城的依托沿长城布防。

  防御重心也转移到沿边重点军镇的建设上，这就形成了以沿边“九镇”为防御中心的防御新模式，九边的总兵军镇体制也开始随着防御模式的改变而更新。一是重将开始长期驻防边镇。洪武时期，边境防御由都司负责，总兵官开始虽然有驻防，但大多都是执行具体任务，时间都不长久，任务结束即召回。

  到了永乐时期，由于防御模式已经逐渐转移到沿边防守上，因此朝廷会委派重将在边防区域长期驻防，例如永乐时都督总兵宋晟“凡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沿边防御的总兵官镇守制度开始转变。

  二是镇守都督或总兵官职权转变。镇守都督或总兵官不仅是边境重镇的最高统领，而且节制都司或行都司。这种情况表明，边疆防御重心和指挥管理中心总体上开始向边境沿线的军事重镇转移。

  永乐时期在边镇建设上所走的新道路，促进了沿边军事重镇的发展，加速了九边形成的进程。在这种悄然进行的变革中，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镇率先实现了同步变革，初步实现了沿边五大军事重镇的布防格局。洪熙和宣德时期，总兵镇守制度成熟。

  洪熙元年，总兵官均重新规定权力，并要求佩印。宣德时期蓟州镇建立，总兵制度进一步成熟。明宣宗不仅集成了总兵镇守制度，还对总兵兵官施行免其朝贺的礼待制度，并对永乐时期留下的旧臣进行重用。总体而言，总兵制度作为九边军镇体制的主心骨，虽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仍是九边军镇体制的重点。

  由于常年与蒙古人的征战，国惫民疲，百姓都渴望和平环境，休养生息；太祖也提出“宜修边备，实中国，以休息尔等与吾民也”。

  九边制度在明朝前期确实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安定，给了从明廷休养生息的时间。首先，明前期九边“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以防守为主的主要策略，和“御边之道，固当示以武威，……若专务穷兵，联所不取”的御边基本方法，很大程度上防御了元朝余党的反扑。

  其次，设险以守其国，封王以镇其边。“远斥堠，谨烽隧，附城垒”,修筑边关城池等防御工事是历来备边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形式发展到后来成为明朝边防建设的重要防御体系。中国古代边防历来强调“守险”“扼险要”,认为这是备边的主要方法，而这种筑墙卫边、以墙制骑的方式到明朝时发展到了高峰。

  再次，“守边之计， 足食为先”。粮响供给是历代边防建设中最关键的问题，明前期“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最后，“塞外设防，相机出去，以攻为守”。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便颁布“平定沙漠诏”,企图实现“胡汉一家，大明主宰”的大一统局面，但迫于国力不足便希望与蒙古修和，便有了“德威并用，抚剿结合”的思想。

  明朝对蒙古各部采取了政治拉拢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以求边防的安定。九边军镇体制在明朝前期防御了敌寇入侵，解决了外患问题，特别是解决了明朝北部边防问题。

  总之，作为明王朝的头等大事，边防问题被太祖朱元璋至明后来的历任皇帝所重视。太祖后每任皇帝自然不惜拿出大量财政支持边防建设，而这一做法带来的种种弊端，最终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却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九边军镇体制的建立虽在明后期导致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内忧外患，但其总兵制、巡抚制和九边重镇的建立以及对长城的修筑完善，在我国军事历史上具备极其重大地位。

  直至今日，学者们对明朝九边军事体制中九边的形成时间、九边的发展演变等依旧有不同的探讨。通过探析九边的军镇体制，将有利于我们对明朝的军事历史及明朝的整体边防发展的深入了解。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新朝代，然而蒙古人想入主中原之心尚存，因此，明朝北部的边防就显得很重要。边防问题关乎国家安危，关系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

  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起新王朝后，就担心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因此几次下令征讨漠北。至永乐时期，成祖朱棣继承这一思想，几次御驾亲征，因此史学家称之为：“今天下之事， 唯夷狄唯大。而夷狄之害，北虏为最。”虽然其中略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也可见北方势力给中原内地造成的影响和恐惧。

  成祖时期，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北方大部都愿意臣服明朝，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因此明王朝的边境防御政策也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加之中国自古以来“和”文化的影响，明朝希望以非战争的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在边境上大力开展了互市贸易，促进民族融合。但是由于民族矛盾、领土争端等客观原因一直存在，明代中前期蒙汉两族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隆庆和议以前，二百年的明代历史中，明蒙双方战争大不隔年，小不逾月，较大的战役达190余次，因此边防是明廷要解决的最要紧的麻烦。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就提出“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从明朝成立开始，便设九边军镇体制，并随着明朝的发展不断演变。因此，作者觉得，明朝九边军镇体制对明朝不同时期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