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新年即将来临了。关于官员而言，应警戒什么？防备什么？2月6日在法庭受审的原重庆市司法局长揭露“爆料”，大局几十个下属单位每年新年都会给他拜年，奉上一两万元礼金(见人民网2010年2月8日)。

  春节的“爆料”仅仅是个别现象吗？非也！近年来，曝光的贪官，不管是湖南郴州窝案仍是其他案子，都不难看到节假日收受红包的踪迹。事实上，所谓节日糜烂，要害的是节日收受红包的糜烂。

  在节日给官员送红包，陋俗由来已久。或许碍于红包的不雅观，一些人们为“送红包”冠之以种种美名。比方，下级向上级送红包，美名曰“领导辛苦费”；大众和企业给权利部分送红包是什么“咨询费”；给某些官员家族送红包是什么“压岁钱”等等。让接者放松警觉。其实，送红包是一种糜烂剂，腐蚀着人们的魂灵，使公权蜕变。

  一些官员脑子滋长了凭红包巨细就事的歪念。红包大，对所就事就尽力而为，红包小，对应就事就不当一回事。送红包现象使一些部分单位企业和个人发生幻觉，红包巨细

  此外，为躲避各种财政审计，送红包单位往往巧立名目，造假账，严重破坏财政准则的履行。对送红包的陋俗，多年来，和各地党政机关都三申五令：一经发现，当即革职再查处。

  但是，人们看到，送红包之类的禁令虽然年复一年出台，一些当地某些官员却仍然无动于衷。那么，一纸“禁礼令”，为何挡不住拜年送礼者的脚步？人们看到，少量私欲膨胀的官员仅仅对此现象官样文章查看，对行政禁令发生了“抗药性”。许多情况下，禁令一发一撂、要求一提一放，缺少一种紧密、严厉、严厉的盯梢、履行、监督、惩治，“禁礼令”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形式化”、“教条化”了。

  红包之顽症之所以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既有很深的“靠钱开路”的文明情结，也有机制准则不健全之因。前者，一定要经过拿出这样的反面典型进行分析，使我们惊出一身汗的思想教育，后者则需求下苦功。从机制体系方面做执行。比方，财政审计及财政公示问题。一个单位国有企业开支多少，都不能只由一两个人知道，需求人人理解。何况送红包往往不是一个小数目，往往是一笔大开支，就需求广而告之，民主监督。这样的揭露准则坚持了，送礼者就不敢造次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树立官员产业申报准则。把官员产业置于大众之下，令那些收受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问心有愧。据悉，被拘捕后，公安机关从家中抄获的家庭产业合计折合人民币3094万余元。其间，违法所得的钱物有1625万余元，其及共同生活的亲属可以阐明来历的非违法所得406万元。对1062万余元的产业不能阐明来历。给送钱送物的有公安干警、洗脚城老板和黑社会老迈。之所以胆大妄为，恐怕与官员产业申报准则未树立有关。爆料的“红包收入”，虽然有待法庭最终确定，但也不是虚言。“春节爆料”应成为官员春节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