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的狂欢不仅限于个体、家庭范围，作为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知识互动的重要形式，需要人群在社区、村落，乃至更广泛的地域层级范围内聚集，诸如元宵赏灯、中秋江南一带的观潮习俗等，都体现了传统节日具有的公共性的属性特征。

  民俗学者萧放认为，从东汉末年开始，出现由时令节点夏至向人文节日五月五的转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交汇，节俗呈现空前丰富的状态。明清之际的端午节，尚秉和提到“至时，则商贾歇业，百公休假，官吏市民于前一日即衣冠贺节……即乡僻小民，必饮酒食肉，与元旦同”，即乌丙安先生所谓的“综合性大节”。相对于北方“恶月”里的静态、被动的端午避忌行为，如东汉《风俗通义》提到的五月不宜盖屋，南方则强调热闹、主动的姿态应对节日变化，如龙舟竞渡。

  以赛龙舟为主的端午公共性实践活动，具有禳灾祈年、阴阳调和、保健安稳、休养生息等诸多功能。赛龙舟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等书中所记，起源于追悼屈原外，还有闻一多《端午考》等文中所述“龙图腾祭说”、台湾学者文宗一的“祭祀水神、求雨说”、江绍原的“送灾说”、陈久今等人的“源于夏至‘飞龙在天’说”等等。

  《武陵竞渡略》记载：“俗传竞渡禳灾”，崇祯福建《海澄县志》也提到竞渡的目的，“亦以辟邪”。随着节日传承发展，龙舟竞渡附着了屈原传说，到日益走向娱乐为主的民间游艺。在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中，画家笔下的农历五月端午，画中亭台楼榭间，多条龙舟浮于江面，万棹齐飞，扬旌拽旗，击鼓声与船桨激水之声，岸边游人如织，凭栏观赏，院中葵、榴、栀子花等花团环绕殿阁。除绘画以外，文士笔下的端午通过文字，也将百年前的端午活脱脱地展现出来，江南一带，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用细腻的笔触，记载了端午时的“龙船市”，其中包括“下水”“送圣”“打招”“抢标”等具体的行为。《新京备乘》中提到南京端午日时，“水嬉方张，龙舟竞渡于中流，两岸水榭，争燃爆竹，各掷鸭鹅，观棹人洇水以攫取，谓之‘夺标’”。有秦淮好事者“买酒载舟嬉游”。民国九年石印本《六合县续志稿》记载，龙津桥上下河内，民众所造龙舟竞渡，士民灯舫画船，萧鼓竟夜。节日的气氛一直持续至接踵而来的十三日的“关帝诞辰”，演戏建醮，龙舟游舫亦如端午时节。

  无论是禳灾祈福，还是走向游艺竞技性质的赛龙舟，均处于公共的空间，由民众共同组织参与，公共性在端午龙舟的节俗仪式中得以充分彰显。

  除全国普遍盛行的端午节庆仪式活动以外，部分地区仍保留有较为特殊的节日形态。如福建宁德市福鼎潋城双端午，与别处不同，当地端午自初四始，至初五终。相传起源于潋城杨察院的历史传说故事：杨察院带领乡民合力抵抗山匪，在队伍初四出发前提前庆祝五月节，后初五得胜归来再做五月节。

  传统的双端午节俗，除家家户户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外，还要在初四午后，预备几样家中饭菜、纸钱、香烛等祭品前往祠堂祭拜先祖，夜晚设宴款待姻亲。初五午饭专为家庭成员置酒设宴，食“午时蛋”、饮“午时水”、洗头、洒雄黄酒……

  2019年开始，由政府文化部门牵头，与福头、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开拓，形成“政府指导，乡村执行，群众参与，媒体传播”的双端午公共庆祝的文化空间，组织开展了大型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当地美食展销、游戏设置、传统游艺表演、民俗百家宴等。游戏的设置融入了地方的民俗文化符号的影像展示，如在东门文化广场以LED显示屏全天候轮播“潋城村宣传片”“潋城红色文化宣传片”等，在古堡城门炮台处插挂明代抗倭战旗。传统的游艺表演，如打拾锦、肩膀戏、木偶戏等均被重新整合，纳入端午娱乐活动之中。临近傍晚时的民俗百家宴，设在村中的各条巷道上，村民围坐于圆桌边，彼时灯火通明，嬉笑打闹，悠悠的古堡之内仍有后人在庆祝演绎双端午。即使天不遂人愿，突降大雨，村民或举伞，或搬桌至室内，宴饮的热情仍旧丝毫未减。

  节日公共性文化空间作为展示舞台，容纳了多重地方文化要素，文化在地化的同时，又通过集中展示，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纳。

  在面对人们越来越“宅”，城市节日公共性面临越来越需要外在力量参与塑造的社会状况下，通过对地方传统节日公共性的意义价值与实现路径的挖掘，提升主体对节日参与的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京有着节日公共性的传统，诸如正月十五笪桥、评事街、夫子庙处的灯市。清代《六合县志》记载的社日时，自城市至乡村，以酒酿、鸡豚祭祀土神，“祀毕，群享祭余，乡邻欢聚”。三月清明的踏青郊外，儿童竞放纸鸢。七月间的盂兰会、九月“竞载酒携螯作‘登高会’”，饮鞠酒，食重阳糕。民国时的《首都志》提到的冬月望的文德桥观月影，秦淮一带画舫酒楼灯火通明，与月光相映，游人相率至文德桥观水中月影。

  基于城市整体而言，南京作为十朝都会，厚重的人文历史，在面临多元的文化主体时，如何兼容并蓄，满足多样的民俗审美需求，是包括政府在内的不同科层、不同领域需要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主要议题。而私人性的节日庆祝仅能满足个体所需，只有像“秦淮灯彩”、中秋节老门东举办的“团圆中秋”等具有公共性质的活动，才能广泛吸引更多的民众，从而建立形成城市的文化认同。以文化带动城市整体发展，需要建立多重主体参与的公共性的多态、多维的展示空间与平台。

  基于个体而言，生活在边界明确、空间有限，强调私人性的城市之中的民众，常抱有无限的氤氲的“乡愁”，这种乡愁也与传统村落之间不分你我的公共性文化有关。节日的公共性形成的内外力量不均、对调的现象，需要主体的警惕与反思。申遗并非节日传承的最终出路，节日主体在公共空间中的自发地庆祝与聚集，才是节日传统在当代焕发生机的无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