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中，我们推动历史的车轮；在奋斗中，我们接近伟大的梦想。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

  习强调，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今天，又一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们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创造一流，这些品质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走近其中几位杰出代表，感受新时代劳动者的风貌，聆听奋斗者的幸福。

  有雾的时候，深圳200米以上的高楼都宛如在云端。陆建新就是把这些高楼建上云端的人。

  就像他名字的字面意义，他总是在建设新楼，而且建的总是超高建筑。160米的深圳国贸、438米的广州西塔、493米的上海环球、600米的深圳平安……陆建新从参与建设到主持项目，不断刷新着“第一高楼”的高度。

  在300米高空，走在巴掌宽的钢梁上，下面马路上的汽车像小乌龟一样慢慢爬行

  从去年起，他一直作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钢结构项目的总工程师忙碌着。“这是世界最大的会展中心，一点都不高，只是长，如果立起来就高了。”陆建新笑道。

  会展中心的施工现场，A9号馆主体钢结构已经封顶，一位工人正在用橘红色的经纬仪进行测量。

  “我最初就是做测量，测量的作用简单说就是定位放线。因我们的建筑不是笔直升上去的，在施工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微小的偏差，靠测量员及时有效地发现，工人们不断纠正。”1982年，18岁的陆建新刚到深圳，参与建设的就是那时的“中华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160米的大厦整体垂直度偏差不超过25毫米。

  转过身，一位工人正在进行高空焊接作业。“他是从这些圆柱形的钢梁上走过去的。我以前做测量时也是这样，不过更高。”

  1994年，384米的地王大厦是当时亚洲第一高楼。“当时的钢梁上只铺有3、5块木跳板，下边也没有安全网。我在300米高空，走在一巴掌那么宽的钢梁上，如同走独木桥。往下一看，外边马路上的汽车像小乌龟那么一点大在慢慢爬行。有时候走到钢梁一半，晃动得厉害，赶紧蹲下来，也顾不得弄脏裤子，骑着钢梁挪过去。有时候站在那里看测量仪器，顺手紧紧抓住身边钢柱，等到手拿开的时候，手抓的地方一片汗湿”。回忆起当年的工作场景，陆建新仍然心有余悸。

  即便是顶着这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陆建新也没有想过要换一个工作。“那时一个乡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农村走出来，我觉得能分配到一个国有企业，真的很满意。”陆建新说。中专毕业后，陆建新被分配到湖北荆门中建单位，同年10月，又因为深圳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手，被调配到深圳。

  “从湖北到广东的一路上，我观察了，高的楼也就三四层。一到深圳，我参与的就是50层楼那么高的国贸大厦。回头想想，我挺幸运的。”陆建新一边说一边检查了一下TPO防水卷材有没有粘牢。

  A9号馆建设最快，正在进行屋面结构施工。一层降噪、一层防潮、一层隔热、一层防水……细密扎实，如同此后陆建新的职业生涯。

  14年建筑施工测量技术员，12年项目总工，10年项目经理，到现在成为中建钢构华南大区的总工程师。职务的高升没有把他带离一线年的风吹日晒也没有带走他的书生气质，面色白皙，身材瘦削，银框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更像学者。“就是自然地一步步过来了。我在这样的领域工作的时间长，积累的经验多，也比较用心，挺得心应手的。”陆建新这样总结，“做我们这行，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或者觉得价值没有正真获得肯定，就走掉了，但是要成为一个工匠，我觉得至少得有十年二十年的积累，要有一个长期的心理上的准备。我的成就感也来得很晚，大概到2010年左右才有了这种感觉。”

  2012年，陆建新是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以下简称深圳平安）钢结构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一年，他48岁。

  2004年，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担任钢结构项目总工程师期间，陆建新曾带领团队成功化解10项“第一次”难题。但他认为深圳平安才是他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

  “举个例子，施工需要塔吊把建筑材料送上去，所以楼建多高，塔吊就要爬多高。深圳平安需要的是550吨重的塔吊。让这个庞然大物从地面开始，分25次沿墙壁慢慢爬升到600米的高空，就像攀岩，这在当时还没人做过。我们团队经过了多次讨论、模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研发出一套支撑系统。好不容易先装好了第一台塔吊，风一吹，塔吊架子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当时我的头皮都快炸了，如果塔吊倒了，马上会变成世界新闻。那一段时间，我每晚躺在床上想啊想啊，有时灵光一现，赶紧起床写在纸上记住，第二天到工地与同事讨论。经过3个月昼夜不息的思考、现场查看，最终我们解决了销轴间隙不配套和节点强度薄弱等问题。”

  前几天陆建新收到一个好消息，在深圳平安项目施工中创新的“悬挂式外爬塔吊支承系统及其周转使用方法”获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别嘉许金奖。

  陆建新把成果更多地归结于自己的平台：“全国有资质承接这种高精尖项目的企业没有几家，所以既然有机会参与，把项目高质量地干完是最基本的。我个人追求的和企业倡导的，都是要出科技成果，包括要有专利、要写论文等，有特殊实施工程技术要进行总结，形成一套经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带出来一批人才。”

  站在屋顶向远处眺望，这一片绵延两站地铁的施工现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建成后的会展中心相当于6座鸟巢的面积。

  施工现场的对面是工人的生活区。蓝白色的房子一排排延展，俨然是一个社区。陆建新感慨：“建筑施工行业的人真的是奉献了很多。因为每一天要有每一天的进度，我们曾经有365天一天都不休息的时候。现在有加班，也有调休，但往往离家很远，很少能回家。”

  项目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一晃36年过去了，这个缺席了太多家庭建设的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深圳建设的参与者，深圳发展的见证者。

  不仅是深圳。国内已完工的7幢百层高楼，他主持承建了其中4幢的整体的结构。“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应该是很少，这一点让我有点小自豪。”陆建新笑着说。

  他还有另一点自豪：“1984年，我们的祖国刚有钢结构超高层建筑，一直以来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比较多，一直到2000年左右，钢结构建筑才普遍起来。到现在，国外有200来年的发展历史了，我们只有30多年。但是现在中国的钢结构高楼数量已占据了全世界的60%，我们的实施工程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见证了我们行业的发展。”

  一串轻灵欢快的音符伴着细雨飘来。循声走进福州市盲校的音乐教室，坐在钢琴前弹奏的是一个十岁的盲童小珍。她稚嫩的小手在键上灵巧熟练地翻飞，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这是4月24日下午，记者所见的第一幕。

  这首练习曲叫《玩具》。“弹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它们都活了，都和我说话、玩耍。”小珍说，“是陈老师教我用心去感受世界。”

  陈君恩老师此时正站在钢琴旁。这个55岁的男人看上去整洁而斯文，头发乌黑，面庞白皙，微笑着侧耳倾听。一首钢琴曲对于一个主要用声音来感知世界的盲童来说有多重要，陈君恩的体会可能比任何健全人都更加深刻，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视力障碍者。

  福州市盲校校长兰廷义说：“27年，陈君恩教授音乐、指导人生，搀扶着一届又一届的盲童踏上光明的前程。”

  “就像美国小说家布斯·塔金顿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忍受生命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除了一件，失明’。”1977年，14岁少年陈君恩因病双目失明，跌进无边的黑暗。“骑着自行车和小伙伴追逐，马路上阔步行走，看天边的红霞……一切都变成了永不可再得的奢侈品。”陈君恩至今仍记得多年前那个独坐良久的下午。“阴冷，黑暗，我受不了。”陈君恩回忆说，他摸索着爬上窗口，想感受一下阳光，可腰还没伸直，头就重重地撞上窗棂。他只好流着眼泪退缩回室内，阳光，离他如此之远。

  不幸中的幸运，陈君恩有个温暖的家。在家人的关爱鼓舞下，他通过函授坚持学习。一有时间，他就抱着二哥送他的吉他练习，向人求教。在黑暗世界里，他摸索着走上学习音乐的路，慢慢学会作曲，音乐的光芒照进了他的心。

  “失明后，我才读懂了海伦·凯勒。黑暗的人生是一种缺憾、折磨和苦难。”陈君恩说。18岁时，眼睛即将失去最后一点光感，白色的墙在他眼中已经成了墨绿色。陈君恩写下了《强者之歌》作为自己的成人礼：“一定要去奋斗，挣脱命运的羁绊，让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25岁，他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系，这个瘦削的男孩在黑暗中挺直腰板站了起来。

  “失明了，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就会被过滤掉，我有大把时间思考生命的价值。”成长经历中的得与失、悲和喜，都写进了他的歌曲。1991年陈君恩大学毕业，来到福州市盲校担任音乐教师。他的音乐作品开始更多地用来鼓舞盲人和其他不幸者坚强起来、勇敢生活下去。

  “‘碎瓦片也可以垫桌脚’，是福州的一句俗语。”陈君恩说，“每个生命都有价值，残疾人也能活出精彩、有所作为。”

  1995年9月的一天，盲童小明没有来上课。他患有夜尿症，身上气味很重。由于生活不能自理，他被送往了福利院。“小明可能再也没读书学习的机会了！”时隔多年，谈起这件事陈君恩的语气里仍难掩痛惜。

  “那时我只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小明重返校园，我克服了双目失明的不便和内心的怯懦，四处奔走。面对户口、经费等重重困难，我始终不放弃，几经周折终于把小明带回了他日夜想念的校园。

  陈君恩耐心教授小明生活的技能，教他洗衣服，安排高年级同学带他洗澡，给他补习功课……就这样，陈君恩把这个即将被残酷命运抛弃的孩子拉回到社会中。小明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盲人按摩师，自食其力地生活。

  教学中陈君恩总结出“多指击拍法”，右手打节拍，左手计算小节数。他教学生摸盲谱而不死记硬背；他注重乐理，用盲人特殊的方式学习标准乐理，方便学生今后接受高等专业教育；他讲歌曲的内涵、背景和意境，让学生在黑暗的世界里体会到丰富的人生色彩。

  他的学生6次获国家级奖，8次获省级奖，有4名考入音乐高等学府，5名成为福建省残疾人艺术团骨干演员。由他指导的盲校管乐队所演奏的《采茶新调》获全国残疾人艺术比赛二等奖；他带领学生组成的“逐光”盲人原创音乐组合所创作的歌曲CD唱片《让生命更精彩》，被福建省残联作为特殊礼物赠送给参加第五届全国特奥运动会的全体来宾。

  “用爱心驱散黑暗，用知识播撒光明”，一直是陈君恩的座右铭。如今，这句话慢慢的变成了福州市盲校的校训，被书写在教学楼的墙壁上。

  “如果能使你得到光明，我愿为你去追逐太阳；如果能实现你的梦想，我愿为你去祈求月亮；如果一切都没办法实现，我会燃烧我的心将你照亮。”这是陈君恩的妻子潘力鹰写给他的诗。陈君恩将其谱成歌曲《如果能使你得到光明》。1991年，这位在大学结识的长春女孩经过慎重考虑，与陈君恩结为伉俪，来到福州工作。健康美丽的妻子从此和陈君恩一起用心经营爱情和家庭，一起成为残疾儿童的希望。

  在扶残助残的过程中，陈君恩夫妇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接触到很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团队。“他们让我在扶残助残之路上拥有了更大的能量。”陈君恩牵头建立的劳模工作室被评为福建省示范性劳模工作室，他说：“从受助到帮助他人，我感受到了人生线年的十年间，陈君恩就为60多位盲童争取到30多万元的资助，帮他们走出贫困失学的困境。陈君恩扩大救助范围，通过志愿者和电视节目从乡村找到6名盲童来盲校读书。陈君恩经常到高校举办志愿者导盲培训，组织志愿者带盲人上医院、逛公园、购物。

  接受采访时，陈君恩不时地接打电话，用聊天软件回复学生家长信息。他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还可以使用约车、外卖等软件。“信息技术使残疾人的生活更便利，我希望盲人朋友都能享受到这些成果。”他为盲人举办智能手机讲座，举办“盲人触摸屏手机应用大赛”，搭建平台方便盲人与志愿者进行读书交流。

  陈君恩钢琴上有座醒目的奖杯——“金牌阅读推广人”，这个荣誉在他心里有着特别的位置。“走路难和看书难是盲人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陈君恩说，“我有责任帮助盲人朋友利用现代工具进行阅读。”距离退休还有5年，他正计划把研习音乐和生活的经验技巧拍摄成视频，与更多的残疾朋友分享。

  临别时陈君恩送给记者一本自己写的书《将苦难转化为祝福》，他说：“人失明后还有前途吗？还能服务社会吗？还能快乐生活吗？这本书中，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希望它能给残疾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带来信心和希望！”

  “身为一线职工，我就只记得一件事：把手里的工作干好。所以你放心，想了解啥尽管问，我有一说一，决不唱高调！”采访刚一开始，吴殿维就给记者吃下了定心丸。

  “没有地方休息，我们就睡在纸盒”回忆起新一代红旗汽车刚开始研发组装的时候，吴殿维感慨道：“我们的祖国的汽车产业整体起步时间晚，甚至能够说是零起步。我们就和教育嗷嗷待哺的小孩子一样，手把手地把新一代红旗车一个一个零件给设计制造出来。”

  当时，吴殿维主要是做新一代红旗汽车的组装工作，“讲心里话，汽车这样的一个东西，想驾驭好它你就要了解好它。可是那时会组装红旗汽车的人很少，我们厂房加上我才8个人。都说人多才能力量大，我们却要靠这8个人去‘打天下’。”

  困难不止如此。吴殿维和他的工友们还面临着一个难题：按照上级要求，新一代红旗汽车要在两年之内研发组装完成，“汽车工艺十分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大家为此都铆足了劲，绷紧每一根弦，决不让问题出现在自己手中！”

  有一个细节让吴殿维记忆犹新：“我们搞组装的，等一些新研发的部件是常事。那时交通条件不好，我们大家常常要等到晚上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后才知道部件到没到，往往一等就到了后半夜。不能回家，也没有地方休息，我们干脆就在厂房睡。后来到了冬天，天气很冷，厂房里温度也低，又有风。咋办？我们找出了几个放部件的纸盒子，勉强挡个风，把身子一缩，裹紧棉袄，睡上个把小时，有时候被冻醒了，那就起来继续干活。”

  苦吗？也苦。累吗，也累。可吴殿维却说，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大家都觉得，能看着新一代红旗汽车在自己手中逐步‘长大’，再苦再累也值得。”

  “那一刻，我倍感自豪”在成为国庆60周年红旗检阅车项目组成员之后，吴殿维感受到肩头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要知道，各种电器零件相互间匹配极为复杂，装车前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功能验证。一旦装车后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任何部件的维修与更换都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怎么在源头解决这一个难题？吴殿维为此绞尽脑汁：他一有时间就把整车电路图铺在空地上，蹲在地上看，趴在地上看。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他脑海里的模拟电路台架方案，变成了电路运作时的状态检测模拟工作台架，通过了这个模拟台架检验的电器零件，装车后再也没再次出现过匹配不良的问题。

  2015年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吴殿维又成为了检阅车服务保障团队的一员。他没有因经验丰富去“想当然”地干事。从前期的零部件入口验收，到整车下线个质量控制点全部进行了二次确认。为此，他每天承受46摄氏度高温的炙烤、每天只睡3个小时。

  “干我们这行的，光掌握过硬的技术远远不足，还要懂得随机应变。比如以车载遥控器来说，平常训练如果出现故障，若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势必会耽误团队既定的行程。因此我会在不影响临时使用的情况下排除现有故障，等任务结束后，再对遥控器分析研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就这样，通过制定额外的应急预案，吴殿维为实现“零隐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庆60周年大阅兵后，吴殿维有幸成为登上城楼观看阅兵式和晚间焰火表演的亲历者，“那一刻，我倍感自豪”。

  “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所有网名、QQ名、微信名，都叫‘我是红旗人’。不为别的，主要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也希望将来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吴殿维笑着说。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以前一提到红旗汽车，咱们老百姓都说国产货嘛，肯定样样都不行。现在不同了，技术提高了，外观也好看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新款红旗车在路上测试，一个老哥开车直接从后面撞上来了，我们一问原因，他说看着新红旗挺漂亮的，在后面多看了几眼，谁曾想忘了保持安全车距。当时我觉得，红旗车能越来越得到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挺骄傲。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希望将来有一天，咱老百姓提起红旗车都夸好，希望看到慢慢的变多的红旗汽车能够飞驰在祖国大地上。到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这辈子的努力没有白费。”

  身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红旗工厂制造技术处L联合车间工人，吴殿维仍然坚持奋斗在一线。有人劝他说，你上班时间也长了，可以把粗活重活都给自己的徒弟们了，他笑着说：“我呀，身体老喽，可心还不老，看着身边年轻的小伙子们闲暇之余还不忘学习各种专业相关知识，我就想着，自己也不能放松，也要多读书，多学习，才能更好地发光发热，为‘红旗’，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记2018年“最美职工”获得者、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老挝磨万项目部工程师徐州

  “在国外一待6年，不能常和家人在一起，我心怀愧疚。可是想到未来能有更多的中国人修建的铁路，修建在外国土地上，我心里就会很幸福！”面对记者，2018年“最美职工”获得者、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老挝磨万项目部工程师徐州吐露了心声。

  一待五年，他为非洲倾其所有2012年，接到上级要求，徐州远赴非洲埃塞俄比亚，参与亚吉铁路的建设。

  “说实话，如果现在让我再选一次，我可能会想着能陪在家人身边。可当时却没有丝毫犹豫。”徐州说。

  踌躇满志的徐州一开始以为，工作再苦再难，有个两三年时间足够了，可谁曾想，他在这里一待，就是整整五年。

  亚吉铁路是非洲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也是中国“筑梦一带一路”的重大建设工程，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由于项目部标段地处埃塞俄比亚热带高原，地层以火山岩、次生岩土为主，这使得沿线找不到符合规定标准的常规填料。为此，徐州和团队每天徒步十几公里，对沿线土源进行采样、分析，半个月下来，脚磨破了皮，手搓出了茧。

  危险时有发生。“有一次，我们在行进路上遇到非洲高原常见的一种大冲沟，沟底很深，一旦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当地的黑人向导块头很大，轻轻松松一跳就过去了。可是我跳的时候却一脚踩滑，幸亏身边的黑人朋友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我，我才捡回一条命。”谈及这一幕，徐州仍然心有余悸。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头顶炎炎烈日，走完铁路沿线多公里，经过上千次的配比实验，徐州带领团队成功攻克“火山灰”技术，解决了填料匮乏的难题，也为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种可以大范围的应用的实施工程技术和材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铁路试验通车后，一开始我坐在车里，看着沿线的树木啊、动物啊一闪而过，心里出奇地平静。可当火车停稳，我看到当地黑人朋友手舞足蹈的样子，尽管语言不通，我却明白，他们不仅是在感谢我们，更是在为他们今后迎来的美好生活所喜悦，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幸福的感觉像潮水包围了我。”徐州说。

  转战老挝，他再创辉煌2017年5月，即将归国的徐州接到调令，安排他去老挝参与中老铁路的建设，期限为五年。“那一刻心里真的五味杂陈。”

  “当时我一狠心，反复安慰自己说，没事，五年很快的，而且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区域典范工程，也是老挝“一号工程”，有着这么重要的意义，家人一定会理解的。其实我心里也清楚，我很想家。”徐州说。

  或许是把对家人的思念倾注在了工作中，刚到老挝，徐州便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很快，第一只拦路的“老虎”也如期而至。

  原来，老挝的气候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尤其是雨季的老挝，大雨滂沱，无休无止。桥梁桩基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往往基坑刚挖成型又被淹没坍塌，周而复始，费时费力。这可急坏了徐州，他反复到现场查看，与技术人员研究图纸，与领工员交流探讨实施工程的方案，“基坑成不了型，大型机械设备进场都困难”，现场领工员说道。但徐州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反复讨论、对比和优化方案，他最终带领团队研究出一套科学的方法，有效解决了雨季桥梁桩基施工难题。

  就这样，徐州带领团队在雨季完成了一个个在老挝人民眼中的“不可能”，创下中老铁路全线第一个桥梁桩基成桩、第一个桥梁墩台成型的好成绩，1个月打造出楠科内河特大桥和万象北站两个标准化施工示范段共计2.7公里，刷新了在国内铁路建设都不能完成的速度。

  “如果祖国需要，我还是会去”“您在国外这几年，最难克服的地方是什么？”记者问。

  “还是心中的孤独吧。在非洲的日子，每天我打开房门，看到外面的炎炎烈日，还有身边的黑人工友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这里是非洲，这里不是家。有时候那种失落感，会突然涌现出来。那时，我就会拼命去工作，工作累了，我就不那么想家了。”

  “屈指可数吧。这些年来，我总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老婆，对不起自己的女儿。我记得我老婆快生女儿的时候，我却不得不离开她，登上返回埃塞俄比亚的航班。我也记得，有一次女儿要和我视频，我这边信号不行，没有很好的方法，手机那边一下就冷了。后来老婆和我说，女儿正躲在一旁哭泣，我顿时也泪流满面。”

  就这样，多少个不眠之夜和通宵鏖战，多少次风里雨里烈日下奔走劳碌，徐州已经不记得了。在工作与家庭难以两全的时候，他选择毅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为的就是自己肩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为的也是自己的家人，他们这样理解、支持我，我始终怀有感恩的心，不想让他们对我失望。”

  “我‘老’啦，干不动啦。如果可能，我一定会好好休个假，多陪陪家人。”徐州笑着说，“其实我也知道，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是祖国需要我，我义不容辞。”这一刻，这位个头不高的好男儿，在记者心中无比高大。

  毫厘宇宙，刹那芳华……在硬币大小的手表机芯里埋首17年，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赵国望让光阴的流逝化为金玉之声。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2004年，26岁的赵国望迷茫而烦躁。这一年，是他在海鸥工作的第3年，三年的工作，画图成了一种“折磨”。

  “太枯燥了。”别人都说，板凳坐得十年冷，在手表行业，可能一坐就是一辈子。“一年三百多天，一多半时间在画图，就那几个齿轮几根簧，不停在那儿画，我觉得很烦。”

  制表行业起源于西欧，已有几百年历史，但中国自主设计制造手表，只有短短63年。这期间中国制造的大多数手表，工艺仅仅停留在模仿跟随上。

  日复一日的重复设计，消磨了这个年轻设计师的耐性。作为公司公开招聘的第一批技术人才，“坐不住”的赵国望请缨调岗。公司爱才，专门为他成立了工作室。

  曾经日夜求索而不得，赵国望决定在设计上开辟自己的一方天地。“年轻人敢想敢干，脑子也活，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会天马行空想很多东西，就是想创造一点新东西。”

  多年以后，赵国望既心有余悸，又无比庆幸。“年轻时想突破，但一路走来发现真的很难。历史积淀下来的结构，已经无数次验证这个结构是最优了，它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制表匠人眼中，毫厘之间，即是宇宙。“手表是一个精密机械，在直径30多毫米，厚度7-8毫米的空间内，装上几百个零件，一环套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赵国望说，“这么小的空间，要把这些零件都放进去，还要实现复杂的功能。很多问题预见不到，不可改的话只能推翻重干。”

  成立工作室以后，凭着初生牛犊的冲劲，赵国望向世界手表三大经典之一的“问表”吹起了冲锋号。

  “问表”是机械表的一项复杂功能，是能够最终靠声音报时的表，在有限的空间里加入复杂的报时结构。虽然此前已有瑞士制表企业研制成功，但前去取经的赵国望和同事却吃了闭门羹，他们只得另辟蹊径，从零开始。

  没有资料可以借鉴，没有机芯可以参照，手上有的，只有问表的照片。内部结构如何，其中各关键结构怎样联动，无从知晓。

  “设计工作，尤其是在大项目研发的时候，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上班在想，下班也在想，吃饭在想，梦里也在想。一个阶段内会处在一个特别高负荷的状态。”

  三年苦战，辅之以慢走丝、高精度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等，300多个微型零件，在直径30多毫米的空间，经过上百次精密咬合，最终将不凡的声响完美定格在2007年2月26日。“叮叮叮”，小锤敲响了中国的“三问表时代”。

  两个月，300多张图纸，无数次调试。国内首款集陀飞轮、万年历和问表于一身的机械手表诞生。这款表由435个零件组成，公差精确度0.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八十分之一。将这款表拿到耳边，即听到“叮叮叮”的报时金属音。在不借助钻石等昂贵装饰的情况下，仅凭工艺，这款手表单只售价就已达到168万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专卖店里，赵国望随手拿起几款自己设计的手表，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介绍完后，他轻轻放下，“我自己设计的表，我是买不起的。”他扬一扬手腕上的表，“这个手表也是我们厂生产的，一千多块钱，我已经戴了七八年了。”

  “在国内表行我很出名的，但出了这个圈子就没人认识我了。”赵国望笑语。的确，他主持设计的ST9210自鸣表机心，位列世界顶级复杂结构手表；ST8210蓝宝石夹板陀飞轮手表机心，达到世界手表产业领先水平；ST8400方形女装陀飞轮手表机心填补国内空白……这些成就，足以让他在国内名噪一时。

  他知道中国的手表产品同质化很严重，“独立设计制造”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山。

  “40岁了，你看我头发都白了一大片了。”赵国望说，“入门越深，越觉得手表行业特别难，受制于设备、材料、资金、配套技术人员、制造理念等因素，很多想法实现不了。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单打独斗就能搞定的事情。”

  “擎肘的地方太多了。别人不会教我们，技术实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提上去的，只能在各种压力各种限制的条件下去发展。”

  不惑之年，他深知中国手表行业依旧前路漫漫，他带领团队，一步一步在手表设计领域深耕细作。

  “这一行我已经干了17年，前10年都是在为自己奋斗，年轻时特别希望干出点业绩来。现在更多带团队搞创新开发，希望在传帮带方面做一点工作，把创新的理念传承下去。”

  “以前我们的设计，更多偏重功能性，缺什么就设计什么，现在手表的功能性设计基本饱和了，我们下一步路在何方？”赵国望说，“我也想把文化理念融入到产品中去，我会用我对手表行业的前瞻性判断，定义手表的创新开发。至于这个理念符不符合时代潮流，那就留给时间来验证了。”

  进厂伊始，老员工就对赵国望说，手表工业以前是一个西洋工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把西洋工业做成了现代精密制造业。

  赵国望的愿望，是把工业变成产业，变成文化产业。让这只中国的海鸥，在世界手表行业的天空里，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第一次采访洪家光的人大多会惊异于他的年轻，很难将他与首席技师、众多国家级奖项获得者联系在一起。没有东北人常见的高大和自带的幽默感，虽然健谈，但语气平静谦恭，运动鞋、眼镜都增加着他的少年感。

  1998年，他还是一名真正的少年，正陷于要不要离开工厂的焦灼，绝不会想到20年后的自己成为了全国最优秀的车工之一。

  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使他坚定了选择刚入行时，军工行业不景气，工人没活干，设备老旧，厂区破败，每个月180元的微薄薪水甚至都无法按时发放。

  是一件至今仍在国人记忆深处的悲剧把他从放弃的边缘拉了回来——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光明日报许杏虎夫妇等三位中国记者遇难。洪家光注意到，遗体是用美国制造的飞机运送回来的。

  个人的愤懑和对行业的失望让他一股脑地对时任车间书记吐露了心声：明明是制造航空发动机这样高精尖的行业，明明国家非常需要，为什么现实如此惨淡？

  车间书记让他等一等：“我们国防领域企业的困境一定是暂时的。你现在的目标应该是把技术锻炼得非常精湛，有了重要任务能承担起来。”

  也不是完全相信这样的预测，“但姐姐们的相继下岗让我觉得必须得有实实在在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我的母亲是垃圾清理员，她在不那么受人尊重的情况下仍然踏实工作的态度对我影响也很深。我选择再坚持一下。”

  好在，这“一下”没让他等太久。2000年，工厂情况开始好转，任务量多了起来。

  “航空发动机有很多零部件组成，怎么让这些零部件安装在一起，需要很多工具。洪师傅做的工作就是改进、创造这些工具，让零部件能更好地安装在一起。”工会同事赵航简单地概括洪家光的工作。

  “我们有一些同事有‘绝活’，我就软磨硬泡地去拜师，想看看别人会的我是否也能学会。”那时“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常见的想法，拜师没那么容易，而洪家光硬是先后拜了10个师傅。

  “学着学着，我越来越感觉到车工有那么多技术，有那么多能大大的提升、改善的空间，我钻研的兴趣也慢慢变得浓。”

  时至今日，他获得了大大小小60多个奖项，不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国家级别的奖项，但他对一个第7名记忆深刻。

  2004年，洪家光首次参加沈阳市的技能比赛，得了第7名，他的感觉是开心：“那时起，开始一点点设立目标。”2007年，他第一次参加“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的海选，获得辽宁赛区第4名。

  2011年，他的心愿达成，获得“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车工组冠军。中国航发黎明的职工从此有了大赛教练。“对我来说，这是荣誉，但更多的是一个验证，一个确认，证明追求技术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坚持了13年的选择是对的”。

  苦苦坚持只为了出一口“一直顶着的气”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洪家光做了另一件事。因为这件事，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全国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但要说清楚这件事，需要抽丝剥茧。

  “坐飞机时，大家都看到过机翼下方像风扇一样转动的大风叶，这就是叶片的一种。而发动机里面是‘一肚子’叶片，一组组传递着空气，并且进行压缩，把1个大气压的空气压缩到40-50个大气压，高压缩比的空气与燃油进行点燃混烧，由此产生巨大的膨胀力推动飞机前行。发动机很小，但是能推动一架飞机的重量。所以叶片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涉及到叶片的都是核心技术。”

  叶片由很多部位组成，安装在叶盘上发挥作用。叶片与叶盘连接部位有必要进行加工，加工所需工具叫作金刚石滚轮。“根据叶片的不同，连接部位的尺寸、形状是不同的，需要定制加工工具。早些年我们传统方法做出来的工具跟不上现在越来越硬的叶片材料，国内也找不到能委托制作的企业。军用航空发动机核心技术国外是封锁的，必须得搞自主研发。”

  中国航发黎明致力于掌握叶片的滚轮磨削技术已有20多年。2008年，高精度超厚金刚石滚轮制造技术正式立项。洪家光是负责人。

  2013年，项目正式完成。“5年的时间，小组成员换了几批，很多人转岗了，很多人放下了，但洪师傅一直在坚持着。”曾是洪家光第一助手的尚志亮感叹。

  “制造金刚石滚轮需要很多道工序，好不好用要做成成品之后验证。这五年里，有很多次我们觉得已经挺好了，但成品还是不合格。偶尔成功了，但是不稳定，下一个批次又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我们就是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反复分析，进行改进。这项金刚石滚轮的制造技术包含着6项专利。”洪家光说。

  2017年，经过3年的市场检验，这个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得知获奖的消息时，欣喜过后，洪家光更多的是感到释然：“终于能出一口一直顶着的气了。”

  有了责任感，脚步想停也停不下来拍摄过洪家光的一位导演说：“他工作的时候，眼神不会离开手里的活，车间里机器全开，噪音很大，但他对设备的响动听得清清楚楚。”

  近年来，有私人的工厂以几十万的年薪挖他，他没去。一些朋友有手艺，制作纯手工的高端钢笔、钱包，收益颇丰，他也了解“行情”。

  “我对企业有不一样的情感，我最低谷的时候，企业最低谷，一路来我和企业一同成长。曾经我觉得专注力、吃苦耐劳是我很重要的品质，现在此阶段我觉得要再加一个‘责任感’。这个责任感推动着我，脚步想停也停不下来了。”洪家光说，“其实厂里很多人的技术都很好，我只是其中一员。把我选出来，我理解的是给广大工友，尤其是年轻人一个激励：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出创新，为这个行业、国家作一点贡献，获得社会的认可。”

  “一直以来都说航空业是现代工业的‘皇冠’，航空发动机业是‘皇冠上的明珠’。但我国的现状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2016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组建，可见国家对航发的重视。我们集团也有很好的战略，这些归根结底都要靠我们实打实地干。”洪家光说。

  “最近央视来给我拍了一集《大国工匠》，我认为所谓‘大国工匠’，当然首先还是要有‘绝活’，技术技能好，然后要有创新。还有一点，就是传帮带。”

  沉吟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也要有情怀。视野要大一点，看得长远一点，不要把自己局限住。我们的祖国航空发动机行业的底子还很薄，有很多大展拳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