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的工作，黄松曾拒绝过一次。一个多月以前，正因突然慢下来的工厂生产节奏，黄松选择离开了如今最炙手可热的新能源汽车行业。

  今年3月底，黄松辞离了位于深圳坪山区的坑梓二期工厂，这间工厂服务于弗迪，生产动力电池。这是黄松中专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在职时长一年半，“”三个字，让他本以为这份工作能做得更久一些。

  “今年一月份开始限制加班了。”对黄松和他的同事来说，限制加班的时长，意味着收入将大幅下降。

  工厂里，普工、技工是最低的两个职级。对应编号分别为I、H。其中普工（I1）基本工资一般为2300元，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很难维持生活开销。

  但作为大厂，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向产线工人支付加班工资。生产火热时，普工有机会拿到基本工资两倍甚至更高的加班工资。

  黄松向汽车像素展示的一张通知显示，他所在的工厂2022年10月到12月每个月的“加点上限”分别为50小时、60小时、60小时，同期“加班上限”分别为每月88小时、66小时、77小时。这项限制适用于的I-H职级员工，即普工、技工。

  之所以要区分“加班”和“加点”，主要因为计薪方法不一样。所谓“加点”是指工作日的加班，可获得1.5倍时薪，“加班”是指周末到岗，可获得两倍的时薪。

  举例来说，一位底薪2300元的深圳坪山坑梓比亚迪二期工厂普工，若在去年12月按照“加班加点”的上限来工作，可以拿到约3200元左右的加班工资，超过了岗位的基本工资；其中周末加班占到约2000元，对工人来说更具吸引力。

  “我们厂每天的工作上限是11个小时。”黄松告诉汽车像素，他所在工厂的产线工人们周一到周五正常的上班时间为8:00-17:30，出于安全管理等考虑，每日加点上限3小时，下班时间最晚为20:30。周末是相同，2022年12月里77个小时的加班，等于当月9天的正常周末，实际只能休到2天。

  普工收入压力大，再加上厂区周围没什么商业，黄松同厂里多数工人一样，没有特别需要出去办的事情，他都会按照每月规定的上限来加点、加班，好存些钱。但今年1月开始，情况急转直下。

  “每个人每月只能加班22到33小时了。”黄松告诉汽车像素，最先减少的，是需要支付双倍工资的周末加班，“当月周六日多，限制就多，周六日少，限制就少。”这使黄松的月收入从每月的五六千，一下降到了三四千，刨去全额缴纳的社保，实际到手的更低。

  同样受影响的，还有位于长沙的工厂，这里的雨花工厂、星沙工厂，是DM-i等混动车型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

  2022年产能最为吃紧时，长沙产线上冲压、总装、涂装、饰件、轻量化部件、基地五六等11个部门集中缺工人，长沙甚至在当年8月给出过“推荐入职最高20000元”的奖励，推荐人和被推荐人，在新工人到岗的前6个月中，每月可领到1000元到2000元的奖励。这项奖励方式，一直持续了数月。

  办法十分奏效。去年10月，周川正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加入了星沙工厂，“之前打工认识的，有好的机会，我们都会互相说。”就这样，周川的朋友为长沙推荐来了三名工人，最高的一个月，他拿到了5000元的奖励，周川也拿到了2000元。去年底，周川也推荐来了两名工人。

  去年10月到12月，他每个月的上班时间比黄松更长，“厂里也有对加班上限的规定，但任务太紧，没那么严格执行。”最好的时候，连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带上推荐奖励金等，周川曾收入过万。

  让周川想不到的是，如今这笔快到期的奖励金，开始占到他工资的大部分。由于地域差异，长亚迪普工（I1）的基本工资是1950元，比深圳低。今年3月，周川实发工资不到5100元，其中3000元是推荐奖励金。

  今年3月份开始，总装任务明显减少了。周川告诉汽车像素，每天的生产任务单班、八小时就能完成，这让他感到落差很大，“去年11月和12月都是双班满产，加上今年1月份过年合班，招来的产线工人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是挣个基本工资。”

  无论对于黄松、周川，还是他们身边多数职级在I-H之间的工人来说，比亚迪工厂的基本工资竞争力显然不够，“大家都是奔着加班来的，不加班肯定不干了。”

  黄松记得，他所在的工厂上一次严格限制加班时长，还是在2021年底，宿舍中一位工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家属将责任归咎至比亚迪的工作强度。

  事情发生后，工厂开始限制加班时间，很多工友离开了。那次黄松没走，一是因为他刚刚度过3个月的试用期，二是因为他朦胧觉得，这毕竟是意外。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对加班的限制两个月后结束了。但今年的情况，似乎不太一样了。3月底离职时，黄松的底薪是2350元，多出来的50元，是黄松“晋升级别、加薪”的结果，“每次加二十多块”，一年半里一共加了两次。

  调薪幅度不大，机会却来之不易。黄松所在工厂每人每年有两次晋升级别的机会，可晋升名额却是有限的，每个部门每次十余个。厂里大一些的部门普工人数经常在数百人以上，谁来晋升，全部掌握在领班、主管的手中。“很多人干了两年，才晋升一次。”

  黄松运气好，分到的是普工人数不到百人的实验生产线，负责新产品的小批量试制，因此晋升的机会也就多了些。

  钱不多，但对于工作不久的他来说，两次晋升激励不小，更何况在比亚迪这样的大厂，他本想珍惜自己的幸运。

  一般每个季度到来前，主管会把本季度对加班上限的规定发给工人，黄松身边很多行动快的同事，在看到今年前三月的加班规定时已开始找起了下家。广东工作不难找，很多人2月份走了，黄松一直等到3月底。

  在深圳，像黄松这样的普工，一年半的工龄已不算短。很多人干两天觉得不适应立刻走了，也有干了几周、几个月离开的，黄松身边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

  5月初，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称长沙工厂出现“排队离职”，其中财联社探访长沙望城工厂，了解到因离职员工数量太多，用工方甚至以“本月离职名额已满”为由，拒绝了少数员工的离职申请。

  5月8日，官方回应称：经核实，“离职名额已满”、“排队辞职”等说法与事实不符。目前，长沙园区人员招聘工作正常进行。

  特意指出“目前公司订销良好，市占率稳中有升，今年1至4月销量位居行业第一。”

  “望城工厂不是做车的，主要做电子，比如手机组装。”长沙工程院的工程师黄超告诉汽车像素，据他所知，负责整车的雨花、星沙工厂不至于到拒绝工人离职的地步，但“产线工人的确走了不少，尤其是前几个月。”

  今年前四个月，汽车市场整体承压，新能源也不例外。5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前4月的新能源汽车产量为229.1万辆，同比增速42.8%，增速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

  突然的降温，低于很多车企的预期。作为国内畅销顶级规模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同样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周川所在的星沙工厂基本的产品是汉、唐两款王朝系列的高端车型，两款车价格的范围约为20万元至34万元之间，均是的销量主力。

  虽然是逆风，两款产品销量并没有太动，今年4月，汉、唐两款车分别卖出了14329辆和11759辆，维持了月销万辆以上的局面。今年前四个月，新能源车累计销量76万辆，位列第一。但相比于定下的2023年销300万辆、挑战350万辆的目标，目前的销量规模，难以满足胃口。

  “4月份我们每天的生产任务只有350辆到450辆。”周川告诉汽车像素，他所在车间负责唐的总装，4月每天的总装任务，只有2月份高峰时的一半。虽然新能源车销量1月份就降温了，但比亚迪直到3月才大幅调低了产量，这让按照巅峰状态配备的众多工人们猝不及防，一时难以接受。

  与黄松的选择一样，周川决定不等了，他计划5月拿到最后一笔推荐奖励金后离开。

  黄松的中专专业是电商，他自认为没学到什么专业技能。到之前，黄松第一份工作在仓库，很清闲，但心里有些慌。到了，虽然忙碌，他觉得是踏实的。如今，他又回到了一年多前那种，清闲却心慌的状态。

  他没办法判断从离职的决定是不是对的，“如果过几个月恢复了，应该会回去吧”。回去并不难。官方运营着一个叫做“集团官方招聘”的抖音账号，为吸引主要性别为男性的工人们，账号选了一位全妆女性作为主播，她有时穿上工服，有时换上白色短裙、戴上红色丝巾，向粉丝们介绍工厂的生活。截至5月12日，集团官方招聘账号后台粉丝96.7万。应聘者通过账号后台简单填写姓名、电话，便可在九座有工厂的城市中选择一个，预计入职时间只有三个可选项，“三天内、七天内、其他”。

  负责长沙雨花工厂招工的曹慧告诉汽车像素，最近长沙工厂又开始招人了，抖音来的工人线索，她立刻会开始联系。如果对方几分钟内不回，她甚至十分钟内会发去四到五条短信。

  曹慧每天要送几十至几百个人进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工，工厂对普工的要求很简单，年龄在16到45岁之间，“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要了，面试基本就是填个信息而已。”

  入职流程也不繁琐，新工人当天上午10点到招聘中心开始填表、体检。体检流程很简单，主要关注有没有高血压、色弱。

  体检完后，曹慧的同事会将工人分组，带去各产线部门的车间，多数车间主管面试时间五到十分钟，有的主管甚至一个问题都不问，看一眼便开始安排工作了。

  一般到了下午，工人们都能拿到劳动合同。临时工签半年，正式工可以签三年，试用期三个月，很少有不通过试用的情况出现。

  曹慧所工作的“雨花招聘中心”，紧挨着工厂工人宿舍，旁边就是雨花工厂的大门。每天迎来送往的人很多，这一个位置方便。

  34岁的李华进长沙雨花工厂五年了，他已经习惯了身边同事人来人往，习惯了很多年轻人走了又回来。

  他告诉汽车像素，去年大部分光景里，长沙都处于缺工的状态，很多从湖南去广东的工人，闻讯从广东再回到湖南。

  为了给工人一个更稳定的生活环境，宿舍管理员会张罗一些留厂时间长、互相熟悉的普工住到一起。李华同宿舍的工友大都留岗都超过了两年，有一位甚至干了七年，在雨花工厂的全部普工中，算工龄最长的那一批了。

  今年3月，李华居住这间“稳定”的八人间宿舍里空下了两张床铺，一空就是两个月。

  李华没走。工作五年的他在长沙安了家，没办法说走就走。“长沙不像南方（广东），工厂没那么多，可选的不多。”他还有一些积蓄，可以维持开支。

  没走的另一个原因是，五年的经验，李华习惯了工厂生产节奏的某种“轮回”，“老工人都知道，等人走得多了，加班工时又会恢复。”他觉得这是工厂清退多余劳动力的方式，但工人走太多；工厂便会增加加班工时，来留住剩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