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

  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应思考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先生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始终没登记入库，做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能帮忙联系。终于，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2010年1月8日，在周恩来逝世34年之际，他的六伯父周嵩尧先生手写本《周氏家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周嵩尧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写，当时日本军队占领扬州，周嵩尧避居乡间，将周家一些历史情况写出。

  《周氏家训》第19页详细列出的文玩计古砚：唐紫端大砚、宋紫端大砚、古小紫端砚、古风字端砚、龙霓端砚、井田台斗大端砚、黑寿山砚、端砚箱、紫端底字岁寒三友砚、石鼓砚十方、顾二娘砚、王云贡砚、黄宗炎砚、周王寻砚、澄泥配盒；

  文房：李鸿章墨；玉石：周桓圭、陈香木柱石三公图；书画类有：郑板桥字中堂、伊墨纾小对、吴让之扇面、九成宫帖连裱、精指瘗福铭、黄养萱花鸡柳图、王小梅待渡、赤锂戏水图；

  瓷器类有：鼻烟八瓶、康熙瓷瓶；以及牙雕类有象牙烟碟，木器类有红木柜，铜器类有风波铜钵，古书类有书谱、扬州续志、履园丛话，其它的有眼镜、宋黄筌雕孤等。

  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为新中国保护中华民族古代艺术品所作出的贡献，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佳话。我们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周总理不仅慧眼识宝，而且果断措置，挽救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使其免遭流失海外的命运。如果当初没有周总理的支持和批准，许多国宝依旧会流落市场，命运堪忧。

  周总理保护祖国文物的事迹很多，相较之下，有几件事意义重大，也最著名，录下：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战火不断，许多收藏家携带珍贵文物避居香港。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收藏家或者其后人开始变卖、抵押这些堪称国宝的文物。

  图5:《韩熙载夜宴图》五代顾闳中作绢本，宽28.7cm，长335.5cm，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略，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画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物面临再度散失，情况相当危急。时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懂得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所以他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在周总理的直接批准下，文物局和故宫等单位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门负责回购流失香港的这些珍贵文物。在当时，用于回购这些珍贵文物的资金数量当属巨大，也是由周总理直接批准的。

  这里有个情况需要说明。自从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社会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特别是1937年爆发8年的抗日战争以及随后3年的解放战争，中国的经济情况实际上已经崩溃，民不聊生。

  在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诞生。人民政府急需立即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以赢得民心，稳固政权。面对全国上下百废待兴这样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新中国建设最缺乏的就是资金。我们大家可以想见，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压力巨大。特别是对于保护古建筑这样的命题，难度更大。

  梁思成先生曾经提出，希望把首都迁出北京，以保护整个古都；他还反对拆除老北京的城墙那时的北京城墙还十分完整。但是，他的这些卓越见识并没有正真获得落实。原因很简单，只有微薄家底的新中国就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宏愿。老北京的城墙被扒，修建了围绕北京城的马路，这就是今天北京的二环路。政府最终选择的是恢复生产和改善民生。这算是两害相衡取其轻吧。

  就在这样的时刻，郑振铎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毕竟，购买流失文物所需要的资金，相比迁都这样的大事，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