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台南建立西定坊书院起，清代在200年间于台湾连续建立62所书院，数量蔚为可观。图为南投县的蓝田书院

  义学，又称义塾，是面向清贫子弟招生的免费校园，分为官建、民建和官民共建。义学的来源能够追溯至东汉时期，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官员杨仁“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透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宋元时期，义学逐步鼓起，北宋名相范仲淹为清贫子弟专设义学。明清时期，义学有了较大开展。尤其是在清代控制者的大力扶持下，义学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置，并与私塾、社学等一起承担起蒙学教育。清末教育家王韬在《征设乡义学序》中写道：“义学者，即以补官学之所不及。”

  据《清史稿推举志》记载：“义学初由京师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县多建立，教孤寒生童，或苗、满、黎、瑶子弟秀异者。”

  清朝入关后，跟着控制区域的扩展，八旗人才奇缺，“仅足敷京员之用”，亟须培育很多人才。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以佐领为单位，为家境清贫、无力延师的八旗子弟开办校园八旗义学，用以教授幼童满蒙文字。“凡旗子弟十岁以上者，各佐领在本佐领内各选一人。满洲幼童，教习满书、满语;蒙古幼童，教习满洲、蒙古书，满洲、蒙古语;汉军幼童，教习满书、满语，并教习马、步箭。”他们经过在义学学习，成为各部、院、衙门可供选择的根底人才。继京师建立八旗义学后，各地的驻防八旗也相继建立义学。

  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地和少数民族集合区，清政府亦屡次诏令兴修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和五十九年(1720)，康熙帝别离议准“黔省府、州、县、卫俱设义学”及“广西土属十五处，各设义学一所”事宜。雍正帝继位后，持续在少数民族集合区兴修义学。雍正三年(1725)，他议准“云南、黔省等地建立义学，令彝人、苗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学”。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又议准“湖南永绥六里，每处建立义学三所”。这一行动不只促进了少数民族集合区的蒙学教育，还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清朝控制者经过鼓动各省兴修义学推广教化，明人伦、改民俗，保护当地社会秩序的安稳。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议准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集合孤寒生童，勉励读书”。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议准“令顺天府尹转饬大兴、宛平两县，整理义学基址，斟酌扩大，葺旧建新，律无力读书之士得以聚处。该府尹遴选文理兼优之士，延请为师。凡愿就学者，不管乡城，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

  乾隆、嘉庆时期，内地及沿海区域现已广泛建立义学。道光年间，朝廷谕令各州、县均办义学，并规则详细的学习内容。如，道光初年襄阳府要求“各蒙童以本府所刊之《小儿语》《小学诗礼》《圣谕广训》为先，三书即熟，再读《小学》《四书》《五经》”第一次战役后，跟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民间一些有识之士自发集资兴办义学。至光绪年间，各地义学迅猛开展，数量远超早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后，清政府区域特别的海疆战略地位和民意，把“推广教化”作为办理台湾的重要内容。随后，治台官员捐资兴办并修建起一大批儒学学宫。因为学宫招生数量有限，便呈现了“酌取番童一名归府学”的状况。清政府为了让当地幼童能够轻松的享用最为根底的教育资源，和汉人子弟相同承受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启蒙教育，便广泛建立社学、义学等场所。并且学业有成的义学学童不只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历，还能进入当地的府、县儒学学宫进修。

  台湾义学底子模仿儒学学宫的规制守时进行岁考月课，教学内容最重要的包括蒙学和经学两种。汉人子弟的教材多用《三字经》《小学》《诗经》等儒家经典启蒙读本，上课内容主要有政令宣导、儒家经典吟诵和八股文习作。当地幼童的上课内容则深化浅出，以训官音(即官话)、教礼仪、学文字为主。

  康熙四十三年(1704)，台湾知府卫台揆在台湾府建立“东安坊南部义学”，两年后，又建立“东安坊东部义学”。仅康雍时期，台湾已有义学26所。为了能够更好的确保义学的教学质量，台湾当地官员会定时差遣儒学训导深化巡查义学状况。如康熙年间，分巡台厦道陈大辇和北路营参将阮蔡文都曾出巡义学，调查塾师授课;光绪年间，知县周有基拟定7条学规，严厉标准塾师对学生的办理。

  “兴教育、重师儒、办义学”被视为办理台湾的底子，广设义学亦成为施行教化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康熙六十年(1721)，“筹台宗匠”蓝鼎元在上疏朝廷《制军台疆司理书》中写道：“郡县兵防既已缜密然后可施富教兴校园、重师儒，自郡邑以致村庄，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劝导，众所周知，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搬运士习民俗，斯又今天之急务也。”雍正二年(1724)，蓝鼎元在《与吴调查论治台事宜书》中写道：“广设义学，复兴文教台邑凤山、诸罗、彰化、淡水，各设义学，凡有志读书者，皆入焉。学行进益者，升之书院为上舍生。则观感奋兴，人文自必日盛。”他主张将义学与书院教育衔接起来，在广设义学的一起，于府城设书院。凡义学中的“学行进益者”，即可升入书院成为“上舍生”，以此鼓动我们活跃向学，促进台湾“儒教渐兴，人文日盛”。

  乾隆时期，台湾义学开端转型，纷繁改制为书院。乾隆十年(1745)，彰化知县曾日瑛在彰化县学宫右侧设义学一所，但很快被改建为白沙书院。第二年，凤山知县吕钟琇将凤山县义学扩建为屏山书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诸罗知县李倓在诸罗文庙原址建玉峰书院替代已废义学。这些书院以接收备考乡试的生员为主，兼收清贫子弟，具有义学功用。

  清代义学的办学形式多样。官建义学由政府出资兴办，塾师束脩从国库中开销。民建义学主要是经过士绅捐田、捐银、捐房建立，塾师束脩主要从士绅的捐银中支取。因为各地经济状况不同，义学的办学规划也大小不一。关于个人兴办义学的德行义举，清政府有专门的旌表准则，如赐匾额、造牌坊等，使行善者的名声时令得以撒播和宣传。据《清会典》记载：“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奉养，助赈荒歉，或捐修公所及桥梁路途，或收敛骸骨，实与当地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遵循钦定乐善好施字样，由当地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自行建坊。”

  清末民人武训以行乞办学得到朝廷旌表，并被写入《清实录》。武训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今冠县柳林镇)武家庄的一户贫农家庭，乡人称其“武七”。他年幼失怙，只能随母以乞讨为生，肄业不得。14岁后，武训离家当佣工，雇主见其不识字便以假账相欺回绝付出工钱。年少的武训吃尽没读书的亏，遂萌发兴修义学的想法。他拼命挣钱，“凡挑担、推磨、拉吨，即极艰苦之活，苟能够获利者，无一不行”，“凡肩挑担负，苟能够得钱文者，虽夜以继日，无间寒暑”。武训挣到的工钱，除供养母亲外，都用于筹设义学。而他则极尽俭朴，过着“且佣且乞”的日子，“昼行乞，夜积麻，得一钱，则积之”，“遇断线残缕，必拣而结成绳，或团做线蛋，以资易钱”。

  光绪十四年(1888)，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一所义学，校舍20间，取名“崇贤义塾”。山东巡抚张曜在“崇贤义塾”兴办后上奏光绪帝，依例请“准堂邑县民人武七(武训)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以示旌奖”。光绪帝朱批“著照所请”，准武训自行建坊，并赐“乐善好施”字样。武训不慕虚名，仅仅将“乐善好施”字样做成匾额挂在“崇贤义塾”内，并未建坊。光绪十六年(1890)，他与馆陶僧人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6年后，武训又在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三所义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在临清御史巷义学内病逝，依其遗愿葬于“崇贤义塾”外。他离世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为武训宣付国史馆立传，赞其“以一乞人兴学三州县，捐资万余串，仅予寻常旌表缺乏以示来兹而风薄俗，恳恩宣付史馆立传，以彰奇行”。学部议覆，赞誉武训兴办义学的业绩，亦请“将该义丐武训生平现实，宣付国史馆立传，以章奇节而振学风”。宣统二年(1910)九月，清政府“予积资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现实，宣付史馆”。(据《我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