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发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扼要录》、《彰善瘅恶录》等，他亲身安排编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以下总称《大诰》）是其间最重要的几种。《大诰》选录了其时全国刑事案子中的官民案例，共236个条目，其间有150个条目是归于惩治贪官蠹役的，因而《大诰》实际上便是以惩治贪婪为主的法规汇编。朱元璋要求整体臣民户户有此一本，如犯笞、杖、徒、流罪名，家有《大诰》则减一等，无者则加一等。他还把《大明律》和《大诰》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并把他们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就连乡村最底层的单位里也要“置塾师教之”。在朱元璋的倡议下，《大诰》流行全国，人人读之，人人讲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呈现了“全国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现象。别的，朱元璋还规则每县甚至里都要建“声明亭”，把贪官蠹役的姓名及其罪行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戒备。

  朱元璋认为“吾治浊世，刑不得不重”，其对贪婪的惩治特别严峻。前面所说的《大诰》便是重典治吏特别是重典惩贪思维的反映。《大诰》并不是法律条文和量刑规范，而是一种“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大诰》中的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30余种都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违法，特别是贪婪罪，《大诰》的处分规则要比《大明律》大大加剧。朱元璋还创立了“剥皮实草”之刑，规则贪婪60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明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稀有的。

  关于贪官蠹役，即便是功臣宗亲，朱元璋也一概严惩不贷。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贪婪腐化，逼迫番禺知县道同开释被捕的犯法土豪及其亲属，并诬告道同致死，朱元璋得知此过后，将朱亮祖及其儿子朱暹依法处死。

  1.空印案。其时依规则，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衙都得派计吏到户部陈述赋税、军需等财务收支项目，通过户部审阅数目悉数契合者，才允许报销。假如钱谷数字有分、毫、升合不拢，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从头填写造册。布政司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千里上下，所认为削减来回奔波的费事，上计吏习惯上都带有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部驳即改”。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状况，认为其间一定有贪婪作弊行为，决议严加查处，自尚书至守令皆被处死，其他被判处杖打并发配边关者不可胜数，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空印案”。“空印案”仅仅朱元璋置疑其间有诈，未有贪婪之确证，但“预持空白文书，遇部驳即改”究竟不契合财务检查准则，无疑为贪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朝一夕，到户部核赋税、军需之差也必定会成为贪婪受贿的渊薮。因而“空印案”是朱元璋冲击贪官蠹役的严重行动。

  2.郭桓案。继空印案之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又查处了一件并吞秋粮的特大贪婪案子——“郭桓案”。郭桓是户部侍郎，他利用职权，和北平二司官吏以及他地方官吏相互勾通，大举并吞秋粮。由郭桓经手的浙西秋粮共四百五十万石，但他只上交了二百六十余万石，其他一百九十余万石为他及其他官吏贪婪，成果被人揭发，朱元璋大为震动，亲身审理此案。经多方查验，发现郭桓等人除贪婪秋粮外，还并吞了很多金银和宝钞，折组成米二千二百余万石，连秋粮合计二千四百余万石。案子了断后，朱元璋怕如此巨额的贪婪会令世人不相信，因而对外只发布郭桓等人贪婪秋粮七百万石。此案还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和许多地方豪强，“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核赃所寄遍全国，民中人之家大略皆破”。

  在反贪运动中，朱元璋规则大众能够将贪官蠹役“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挠”，“其正官领袖及全部人等，敢有阻挠者，其宗族诛”。又鼓舞公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规则自布政司至府州县官，若非朝廷号令，暗里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大众连名赴京揭发。在朱元璋的召唤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曾把贪摧残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钞三十锭，人衣各二件，还免除了他三年的杂泛差役，并正告地方官吏：敢对陈寿六冲击报复者，一概族诛。

  奖廉与惩贪是相得益彰的，也是反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朱元璋对此也给予分外的注重，斗胆破格提拔闻名的廉吏，如知金华县事王兴宗以廉洁奉公而著称，累迁怀庆、姑苏知府，后又擢升为河南布政使。朱元璋还屡次亲身召见或旌表廉能卓异者，如洪武八年（1375），因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凉，所辖之地官清风正，大众丰饶，朱元璋亲身召见并予以奖赏；嘉兴府布衣王升写信给其子平凉知县王轸，劝勉他“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慎勿以富贵为念”，朱元璋发现这封信后，当即派人到王升家予以奖赏，还亲身编撰诏书旌表，并将之与王升的家信发布于全国，认为模范。综观朱元璋的整个帝王生计，一手抓惩贪，一手抓倡廉是他一向的反贪办法。